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家沉迷于权力追逐。当然，这种习惯性的操作从古至今一直流传着。例如，在《资治通鉴》中，有一个关于南朝鲜第六任君主韩昭侯的故事。一天，他喝醉了，躺在那里睡着了。旁边负责帽子的小部长若有所思地穿上了衣服。 　　

　　韩侯醒来后，非常生气。他不仅严惩了管衣服的仆人，也严惩了管帽子的仆人。很多人大概不理解。为什么帽子管理员要因为做了好事而受到惩罚？因为他越权做了不该做的事。如此不人道的“赏罚分明”，可以让他的仆人不敢越界，从而独揽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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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现代企业家的战术，刘第一，无人能出其右。而且他还非常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把法律和权力结合起来，这样他就可以独揽大权。最著名的操作无疑是把他最得力的弟子孙宏斌送进监狱。 　　

　　换句话说，1989年，联想的创业走到了十字路口。在此之前，它依靠联想汉卡赚得盆满钵满。当时的汉卡有多厉害？除了能让操作系统汉化，甚至还自带文档、表格、构词法甚至打印功能。 　　

　　然而没过多久，好日子就被微软的降维给打击了。在微软的体系里，汉卡会自带，也就是说到时候全中国的汉卡都会失去这个市场。 　　

　　随后，联想推出了联想微电脑，但市场接受度不高，之前的创业者享受着联想汉卡的暴利时期，但他们肯定不在乎新产品。当年售价1300元的汉卡，成本不到600元，可以说是联想的盈利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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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刘谋想要寻找新鲜血液，重新焕发创业激情，于是选择了初出茅庐的孙宏斌。刚入职场的孙宏斌，不像现在的“白衣骑士”，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刚进联想的孙宏斌，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方言，形象十分平淡。 　　

　　但是这个年轻人工作很扎实，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所以我加入联想不到几个月，因为业绩突出，升职了。 　　

　　1989年10月，联想成立企业部，主要负责汉卡和微机的分销。年仅20岁的孙宏斌被任命为企业部经理，并在全国建立了销售网络。在此之前，联想也做过分销工作，但是这些老兵常年呆在北京，没有用。 　　

　　然而，上任不到两个月，孙宏斌已经在中国建立了13家全资分公司。这些分公司不仅是联想的销售渠道，也是联想的蓄水池。现在网上质疑联想负债率高，甚至超过90%。然而，这些负债大部分来自经销商。比如联想当年就遇到了1000多万的产品积压，经销商好不容易才把货全部放出来。可见孙宏斌当时是起了作用的。 　　

　　为了培养孙宏斌的说话能力，刘让孙宏斌每天到他的办公室讲一个故事。运营上，负责供应的是一个创业老手，不把孙宏斌当回事，经常无视他的订单。刘谋果断决定直接撤销供应负责人的职务，将供应部门直接交给孙宏斌管理。 　　

　　因为当年联想主要在香港融资，刘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香港，几乎所有的内地市场业务都交给了孙宏斌。孙宏斌被视为联想的后起之秀，并一度被视为刘的接班人。杨在孙宏斌入狱前一年才进入公司。 　　

　　孙宏斌为什么会坐牢？1990年3月，刘在香港找到一本杂志《联想企业报》，与联想集团《联想报》不同。是孙宏斌自己办的报纸。在本报上，孙宏斌强调企业部门的利益高于一切。 　　

　　不管之前有多少企业家元老弹劾孙宏斌，都被刘谋挡了回去，但这一次性质完全不同，是在动摇刘谋的权力地位，所以刘谋马上 　　

　　回京后，刘谋发现此时的联想已经是孙宏斌的联想。中国13家分公司的经理全部由孙宏斌任命。这些人紧紧围绕着孙宏斌，他们什么都跟着他。即使在私人聚会上，他们也认为一批老干部应该退居二线，让年轻人上位。 　　

　　而且孙宏斌拿下了刘某人的真传，很会造势。当时中关村有这样一个排名，孙宏斌第一，万润南第二，刘某人第三。万润南是四通的负责人，类似于联想的业务。刘某人之所以排名第三，是因为大家都认同孙宏斌善于用人，能给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大舞台，而刘某人身边都是庸才，不敢放权。 　　

　　古代皇帝不怕你贪赃枉法。他们最怕你策划叛乱。只要被控谋反，哪怕罪名莫须有，也会被九族牵连。比如朱元璋杀胡，就是因为胡的追随者和学生遍布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集团。 　　

　　于是刘谋开始了联想内部的整风运动，禁止在公司内部搞“小团体”和“帮派行为”，把孙宏斌横着打，认为公司内部存在“山头主义”行为，要杜绝“山头文化”，但孙宏斌此时不同意。之后，刘谋将孙宏斌调离企业部，他提拔的“爱总”也以各种名义调离原岗位。 　　

　　但孙宏斌还是太年轻，不能理解刘的所作所为，让年轻人直接对抗刘的决定。许多年轻干部当面质问刘：“你说我们有黑帮分子，能不能详细说说？”“我们的领导是孙宏斌，孙宏斌骂我们听话。跟总统有什么关系？” 　　

　　这些交锋让刘某人焦头烂额 　　

据后来的资料来看，孙宏斌确实很冤枉，这也是他多年后能够平反的主要原因。当时的联想对于资金控制非常严格，而且是独立于财务体系之外的，然而这种财务规章制度又跟不上业务发展需要，不能及时办理现金业务，严重影响到业务的开展。

孙宏斌于是将武汉、青岛、太原等分公司的货款截留下来，存在一个朋友的账户上。之后孙宏斌将这笔截留款用于分公司购货，用在开展业务上。而且当时孙宏斌将这一情况都告知过相关部门，大家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很不幸的是，他的这位朋友却私自挪用13.46万元的截留款，用于私用，盈利2.6万元，而孙宏斌对此毫不知情。

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拘留，并被判5年徒刑，之后被减刑1年2个月，1994年3月份被释放。

就在孙宏斌被释放的第二年，倪光南被联想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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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当时在联想的声望也非常高，联想汉卡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一骑绝尘，倪光南的功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80年代，个人计算机迎来快速发展，然而当时的计算机都是英文操作系统，英文汉化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倪光南早年进入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该系并入了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有关系科，在无线电领域数一数二。

后来倪光南进入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专注计算机英文汉化方面的研究，并且在70年代末取得巨大成果。

中科院当时为了留住一批年轻人，于是成立了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在体制内也能够创业。于是在中科院购买一批计算机过程中，柳某人联想便与倪光南有了第一次合作。

最初的联想叫计算所公司，从中科院计算机所获得20万创业资金后，一直没有找到创业方向，然而在与倪光南合作当中发现汉卡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于是劝说倪光南加入联想，并且将联想汉卡作为主营业务。

也正是因为联想汉卡，让从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小公司，一跃成为年销售额上千万的大型企业。

为了让自己能够专注研究，倪光南在加入联想之前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是不做官，第二、不开会，第三、不接受采访。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分散精力的事情，在倪光南看来，这对科学研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放弃权力，也为他日后权力斗争失败埋下伏笔。

在联想汉卡销售蒸蒸日上的时候，倪光南就发现汉卡生命周期不会太长，要在计算机上游研发，而芯片无疑是计算机最核心的技术。于是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意向，打算投资做芯片。

然而倪光南随后发现，放弃做官之后，他也放弃了财务权限，不但研究经费申请不下来，甚至自己下面还有工程师的奖金，自己也申请不下来。

1994年元旦，联想第一台程控交换机LEX5000顺利生产出来，倪光南曾许诺，开局成功之后，将会给主要开发人员以奖励，然而令倪光南尴尬的是，他没有任何批钱的权力。随后程控交换机LEX5000要进入量产，然而预算资金却无法到位，之后便陷入停滞。

于是倪光南无法克制自己的失望，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柳某人的不满，然而在权力斗争中，技术出身的倪光南显然不是柳某人的对手。1995年6月30日，经过半年的争吵，倪光南接到了联想集团的免职决定。

随后，柳某人也被冠以“政治权谋家”的称号，柳某人不但私下喜欢谈论政治，对于政治家的权谋术也运用得炉火纯青。

权谋是中国古代帝王技能树必点的技能之一，不懂权谋便不能手握权力，对下面大臣形成完全的掌控。

然而今天的企业管理，不是古代帝王权力之争，皇帝只有一个，因此需要在存量市场里争个你死我活。而现在的企业，只要愿景足够大，完全可以开拓无限市场，把蛋糕做大。

同样员工不是你的奴才，他们的终极宿命就是夺取你手中的权力，企业家与员工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员工也可以找到自身的价值。

德鲁克认为：不要把工人看作是廉价的人力资源，而是一种宝贵的资产。通过向工人赋权，激发工人对工作的责任感、自豪感、成就感，培养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工人群体。

身在权力中心的企业家，有时候往往把权力看作核心问题，把把权力欲看作人最基本的原罪。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企业组织当中，必须有等级之分，管理权力不可能平均分配。但是我们也保证，在管理者拥有足够权力的时候，也不能滥用权力，用不正当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