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不想躺平，那该怎么办？——坚韧不拔，讲究策略，壮大自己，赢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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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躺平，那该怎么办？——坚韧不拔，讲究策略壮大自己，赢得空间
作者｜李镇西
来源｜镇西茶馆
作者，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原文题目：《不想躺平，那该怎么办？——三谈吕老师之死》。
在消灭教育上的形式主义过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干扰，承受各种压力。我依然希望年轻的老师们，不要因此而丧失热情和斗志，更不要丧失对孩子的热爱。
当年轻人像吕老师所说“像入了牢笼，牢笼一点点缩小，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时，年轻人的选择大抵有三种：绝望地自杀、消极地躺平、积极地应对。
第一类当然是极个别的，毕竟多数人还是珍惜生命的。
第二类则不在少数，尤其是吕老师自杀（其实，近年来类似的悲剧还不止一起）后，更多的年轻人找到了“躺平”的理由，他们认为，既然现实如此，我无法改变，那我就“佛系”，就“躺平”。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这将直接危害我们的教育。
因此，我特别主张第三类做法：积极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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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积极地应对”，即不是消极躺平，而是保持自己教育理想，面对不得不完成的各种形式主义“任务”，该应付的就应付，但同时认真做好教育本来该做的一切，并追求尽可能的完美，以不负良知也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首先要求我们对教师职业有清醒而全面的认识。
对入职前的年轻人来说，既要看到教育的美好——这个美好是真实的，因为教育的确是和一群天真纯洁的孩子相处，并一起成长，它的确有纯真、浪漫、情趣的一面，但又不能将教育理想化，看不到教育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而具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我估计，吕老师在入职前正是缺乏了对教育全面的认识，因而当各种非教育的“工作”扑面而来时，便惊慌失措，惶恐不安，最后一死了之。
所以，没有对教育职业清醒的认识，就很难收获教育的成长，也很难收获教育的幸福。
李镇西：教师应该有着怎样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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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
不少年轻教师在入职前，对教育对学校都充满浪漫的憧憬。一想到学生就是“天真烂漫”，一想到学校就是“欢声笑语”。再实惠一点想，教师工作稳定，每年还有两个假期，多好！于是刚工作的年轻人，往往也充满纯真热情，全身心地投入。
这是“恋爱”和“蜜月”。但真正进入了教育，进入了班级，进入了学生，许多年轻教师会感到，教育不仅仅有浪漫，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需要自己去解决面对，更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教育的日子更多的时候也是很平常的，很平淡的，甚至是很艰难的。
比如，某位年轻女教师刚刚读了《爱心与教育》，热泪盈眶，激情澎湃，豪情万丈；可她一走进教室，就有学生捣蛋，打架，老师批评捣蛋的学生，学生却公然骂老师；第一次考试，就有那么多的学生不及格，这多让人沮丧！也许还会遇到蛮不讲理的家长，和老师纠缠，还对老师破口大骂。
到了期末，学校评估考核不公平，结果做了那么多事却不被认可，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还可能有兢兢业业工作、真诚地爱着学生的老师，却被办公室里个别老师说风凉话等等等等。
这就是真实的教育情景。上述文字中，我还没写到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对学校对课堂的干扰。那现在加上一句“包括各种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育人的艰辛，教学的困惑，人际（和学生、同事、领导、家长等等）关系的复杂性，各种形式主义的“摊派”……这是教育的另一半，它们和教育的那一半——爱心、人性、纯真、快乐、感动等，构成了完整的教育。
只看到其中一半而无视另一半，都不是完整的教育。浪漫也罢，甜蜜也罢，艰难也罢，痛苦也罢……都是你自己入职前的选择。而你选择了教育，就选择了这个职业全部的酸甜苦辣。
对教育职业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会把未来所有的困难、挫折、打击都看作是意料之内的事，任何“突然”都不突然，所以“意外”都不意外——所有的恶心，都来吧！我早就等着你了！
如果有了这样的胸襟和眼界，我想，一个遭遇挫折的年轻人是不会轻率地告别生命的。
有了这个认识前提，我想真诚地对年轻的朋友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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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韧性战斗，坚韧不拔
“坚持韧性的战斗”，是当年鲁迅对“左联”青年作家的希望。虽然我们现在身处和平年代，但一切困难和需要革除的弊端，都是我们“战斗”的对象。
人生的旅途很长，教育的山路很陡。任何时候，年轻人都不能急于求成，要拥有一份从容和沉稳。鲁迅所说的“坚持韧性的战斗”，有两个含义：一是珍惜生命，二是长期作战。
人生苦短，生命可贵。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尽可能活得长久些，我们才可能看到美好的未来。如果当年范熊熊不跳海自尽，如今六十多岁的她应该看到那些腐败分子被送上法庭，锒铛入狱；如果傅雷再坚持十年，他将看到“文革”的破产，并和其他老作家一起含着热泪欢庆“第二次解放”。所以，年轻人啊，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言放弃生命，生命本身就意味着希望。
如果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我们个人造成的，也不是学校内部产生的，那么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必然在社会，那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单个的人能够完成的，而且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的。
比如我同样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日积月累，积重难返，要彻底根除形式主义，绝非一朝一夕，得打持久战，需要我们坚忍不拔的耐力，还需要我们某种巧妙周旋甚至某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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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智慧，在于不断自我超越
02
讲究策略，认真应付
可以这样说，虽然经常听领导说：“坚决根除形式主义！”但其实所有形式主义的做法，都是上级领导下达的，然后一层一层往下布置。局长校长是无法拒绝的，到了最底层的一线老师那里，更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对于一些明明不合理的要求，却不能硬碰硬地拒绝，那就得讲点儿策略，有智慧地糊弄。对的，我说的就是“糊弄”，而糊弄的办法其实很多。
比如“放水打折”。上面要求我做十件毫无意义的事，我不能不做，但我可以只做九件或八件，当然，如果领导认真查起来，可能也糊弄不过去，但一般领导没那么“尽责”，他也烦着呢！
又比如“以假对假”。我曾每年都被要求写述职报告，而我觉得我每年的工作都是一样——教育教学哪有那么多创新啊！但又不得不写，于是我按规范写了一篇，为了凑字数，里面还夹杂了不少“高大上”的套话大话。
以后我每年都交这份“述职报告”，只是在开头的一段略作修改，再改动一下结尾的日期。结果从来就没有被打回来过。我想，因为面对那么多的“述职报告”，他不可能一一细看的。领导不认真看，我也就没必要认真写，这也叫“和上级保持一致”。
再比如“降低规格”。我曾去一所学校参观，该校的校园太漂亮了，完全属于那种既有自然生态又富于儿童情趣的校园。
我没看到一般校园铺天盖地的政治口号和教育标语，就问校长：“上面不是要求必须要有什么文化的展示吗？”他狡黠地笑了笑，带我到校园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地方，指着墙上说：“上级要求必须要有的，全在这里了。”他说，我给他降低规格，能够应付检查就可以了。
还比如“专职作假”。我当校长时，也很注意区分哪些是应付，哪些是必须认真做的。有一次我看一位副校长忙个不停，问她忙什么。她说：“李校长，你最好别知道，知道了我忙的事儿，你会很恶心。你就别管了，我这个分管校长保证能够应付得足以交差，你不用操心，装作不知道就好了。”
于是，我就不再过问。对于必须应付的，我请一位副校长用心认真地应付，然后我就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
我曾经在接受一个媒体采访时说：“纯属形式主义的不合理要求，尤其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摊派’，而且动辄上升到‘政治任务’，这是极不合理的，它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教育教学，但普通教师又无法摆脱。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应付，尽可能‘圆满’地应付。关键是要弄清，在你必须做的工作中，哪些是不合理的形式主义任务？哪些是属于教育的本职工作？对前者，别那么认真，该抄袭就抄袭，该马虎就马虎。应付的尺度就是能交差，能过关；对后者，则应该一丝不苟地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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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事情是假，教育却真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普通老师，当我们不得不作假，而且还要教学生作假，这种作假连学生都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必须给学生讲清楚，老师这是在作假，希望同学们理解，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现实。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万炮齐轰假教育》的文章，记录了我一次很恶心的奉命教学生作假的过程。
完事后，我对学生说：“同学们已经知道，李老师今天造假了，而且还教同学们造假！我很痛苦，但作为学校的一员，我不可能违背学校的统一指令――我一个人违背也是没有用的！但这也不能怪校长，如果我是校长我也会这样做的，因为在所有迎接检查的学校都在造假的情况下，我们学校诚实，只会意味着学校种种切身利益的损失！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面对的社会！我希望大家以后当了局长、厅长、部长，千万不要搞这种自欺欺人的所谓‘检查’！千万不要弄虚作假！”
同为作假，我觉得自己和有的老师不同之处在于，我很内疚也很痛苦，而有的老师则心安理得，甚至觉得是“应该”的。
更重要的是，我把这次不得不作假也当成一次教育契机，对学生进行真实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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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壮大自己，赢得空间
以我的经历看，个体越弱小，承受的各种形式主义压力就越大；而随着个人的不断成长，话语权则不断增强，虽然不能说就不会有形式主义的压力了，但的确会减轻很多。
我是普通老师时，面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我很难说“不”，但后来我成了所谓“专家”了，给我布置“任务”的领导每次都是很客气地和我“商量”。
我当校长时，各种所谓“打造校园文化”的“举措”已经开始了，上面也要求校园必须有这个或那个，我一概不理，教学楼上除了一句“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之外，就没有其他标语口号了。
记得一次有位外地校长转了我的校园后说：“李校长，你的学校太清爽了，除了葱茏的草木就没有任何‘文化标识’，太美了！”
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普通老师都一定会成为专家或校长的，但不断壮大自己，周围的环境多多少少肯定会宽松一些。我认识一位工作才九年的年轻老师，五年前学校就想提拔他当中层，但他执意要当一个纯粹的教师，只醉心于自己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于是校长对他特别开明，遇到有关的“检查”（比如会议笔记、教案等），他一律享受“免检待遇”。
我想起三十多岁时，学校要求班主任每天“五到场”（早自习、早锻炼、课间操、午休、读报课），但唯独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这五个时段可以不“到场”。
为什么呢？因为我早就在班上进行学生自我管理了，而且效果相当不错，我的班基本上能够做到有没有班主任都一样，连我出差都没安排代理班主任，所以学校才对我很宽容。但校长对我说：“我也不能公开说李老师可以‘五不到场’，更不能表扬你，因为那么多的老师做不到你那样，只能规定必须‘五到场’。对你我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上面我提了几点建议，其实我知道，一线老师要想在形式主义的海洋中求生存，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领导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因为他的领导也很“敬业”呢！但是，我们要相信，领导也是人，奉命行事的他，很多时候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也不会有意为难下属的。
吕老师之死为教育乱象敲响了警钟，但愿能为教师减负带来希望。当然，以为教育生态会很快回归单纯，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前面说了，消灭教育上的种种形式主义，需要我们“韧性战斗”。在这过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干扰，继续承受各种压力。我依然希望年轻的老师们，不要因此而丧失热情和斗志，更不要丧失对孩子的热爱。
因为，恰恰是在和纯净如初的孩子相处中，我们会感受到点点滴滴的“小确幸”，而这正是我们缓解和冲淡种种郁闷的积极因素。
年轻的吕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愿她安息，更愿我们每一个依然在校园的老师们积极地活着，且智慧地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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