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具有较好技术基础的领域，要坚持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对于目前我国尚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但产业正快速兴起的领域，要坚持走产业发展带动科技创新的道路；对于重大前沿性领域，要加强原始创新，掌握知识产权，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新技术产业化和新兴企业不断涌现、成长壮大的过程存在较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在接受《中国投资》杂志专访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所长王昌林告诉记者。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未来的国际分工地位。为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字面上提到的‘战略性’‘新兴性’，更要关注7大产业在科技性、需求性、阶段性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在王昌林看来，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面临的创新能力不强，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政策法规不完备，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和要求的投融资体系没有建立以及体制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都要通过创新予以解决：“这其中当然不仅仅是科技的创新，更包括体制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

　　产业发展带动科技创新

《中国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热潮蔓延全球，您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发展路径

王昌林：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化，这往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但我认为不同国家由于国情、发展阶段的差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为例，以美国为代表的“领先型”发展模式，其特点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创新创业。

在美国，围绕各高校、研究机构生存着一批创新能力极强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因为有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每每将成果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这些中小企业，由他们进行产业化的初步探索，而这期间成熟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中小企业培育体系、甚至包括军事采购在内的政府采购制度就能为这类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充分保障。而当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大规模占领市场和庞大资金支撑时，健全的资本市场便为他们提供被全球化公司收购、兼并的机会。在这个体系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组织和资助基础研究，此外，也对重大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给予大力支持。

另一种则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追赶型”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重点加强应用技术研究，特别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重视培育大企业，主要采取间接融资方式，政府在技术开发、市场保护等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中国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主要特点是技术开发投入少，通过引进技术、资金为主，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资源投入等生产要素推动产业增长。在没有顺畅的创新体系、资本市场无法提供有力支撑的前提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照搬美国模式发展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发展路径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根据现有产业基础和条件，结合当前体制机制的现实情况，首先着力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核心技术问题，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也要加快产业发展，走出一条产业发展带动科技创新之路。

　　体制机制不顺产业不兴

《中国投资》：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哪些突出制约因素

王昌林：目前，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要障碍是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比如，当前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使得新兴产业成为无源之水；而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完善造成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节能环保产业的价格形成机制、“三网融合”相关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药物的市场准入和价格形成机制、通用航空发展的空域管理规定、卫星应用的军民结合机制等不健全较为突出。

其次，是关键技术不掌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根据调查，目前我国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医疗设备等长期依赖购买国外产品，高端装备制造中关键的高档数控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不到2％。

在已经形成大量产能的风电设备中，关键且附加值较高的风电整机设计和轴承、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技术我国均未掌握；生产光伏电池的设备仍主要依赖国外；第二代薄膜电池技术、第三代高倍聚光太阳能光热发电技术等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

第三点则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政策法规不完善。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政策落实不够，对完全可降解生物基材料、秸秆制乙醇等缺乏财政补贴政策；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并网运行困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池回收体系等市场应用支撑体系不健全；三网融合试点示范工作进展缓慢；新一代网络、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标准体系不完善。

第四点，投融资体系不健全，财税政策不完善。创业投资规模小，天使投资缺失，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发达，场外交易市场尚处于摸索阶段，资本市场不健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和要求的投融资体系没有形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扶持力度不够，资金投入分散，支持方式和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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