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笨小孩》拍摄结束后的第一个场景是杰克森易饰演的郝静在自己的手机店修手机。
这是一个蒙太奇。郝静小心翼翼地拆下一部手机,然后每走一步都拍一张照片,最后把最后一部挂在墙上,记下步骤,做成拆解说明图。
郝静是这家拥挤、局促、但仍井然有序的“好景手机维修店”的老板。他非常需要钱。更确切地说,是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姐姐需要钱——他才20岁,和姐姐住在一起。他话不多,有时候好像很生气,因为他修手机都修不好妹妹,墙上挂的流程图就是妹妹的生命力。
郝静和他的妹妹在手机店。
Jackson Yee组里的几个演员在开拍前专门练了一个星期的拆手机。“必须要有肌肉记忆,有时候还要玩花,比如用镊子挑零件的时候要转镊子”,这是木叶文导演的要求。
木叶文上一部故事片是《我不是药神》,创造了30亿的票房奇迹,让很多人发现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新方向。这一次,《奇迹笨小孩》的故事发生在深圳。
筹备这部新电影的时间一共只有七个月,而上一次文牧野和团队磨 《我不是药神》 的剧本一共用了三年。
所以这是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创作,木叶文需要快速了解深圳,挖掘出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01
大城市里的“笨小孩”
这是2013年的深圳:常住人口达到1062万;外贸出口总额3057.18亿美元,这是深圳出口总额连续第21年位居内地城市首位。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4万元,比上年增长9.6%;这一年,深圳有129天降水,总降雨量达到2203.6毫米,比气候平均值高出14%。深圳共生产手机3.8亿部,比2012年增长15.2%。
深圳。约书亚费尔南德斯
故事的主角郝静就藏在这些与他若即若离的身影背后――他是深圳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夏天在高楼大厦的水泥森林里经营着自己的小手机维修店。他年轻又穷,房东会在门口贴收租通知。我姐姐有先天性心脏病。下雨的时候,她会因为低气压而气喘和咳嗽,所以每到下雨天,郝静都会有点担心。妹妹手术花了30多万,他几乎每天都在担心。
为了快速赚钱,郝静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借钱买了一批从海外回来的不合格手机做翻新机。他想到了卖翻新机,妹妹的操作费用好像刚好够。这一切都不顺利。一直徘徊在灰色地带的翻新机,受到了政策的打击,难以为继。眼看妹妹需要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郝静只能想别的办法。
饰演的易和饰演妹妹的陈。
看完这部电影,观众会发现,这部电影里没有真正的反派。但是一部没有反派的电影应该怎么拍好?
文牧野给出的答案是:生活就是基本的反派。
对年轻的郝静来说,姐姐的先天性心脏病是罪魁祸首;那批“垃圾手机”才是小人;欠他钱的朋友是小人;偷他货的人是小人;人们对他的不信任和鄙视都是小人。这些困难无处不在,就像郝静周围的空气一样。
文牧野把一个创业的故事引向了家庭故事,也就是景浩兄妹的故事上。观众们容易被情感和情绪牵动,而不是被更显性的戏剧冲突牵动。
《我不是药神》是60%讲故事,40%讲故事,这个《奇迹》是40%讲故事,60%讲故事。
木叶文和Jackson Yee在片场。
杰克森易是一个很踏实的演员,而木叶文导演是一个“会用秒表拍”的严肃导演。木叶文和Jackson Yee对主角的理解是一致的,但他们经常需要掐细节,比如某个场景是否需要流那一滴泪,或者某个场景的音量是否需要加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郝静倔强、坚强、脆弱、无助,让这个讲故事的人令人信服,迅速与观众产生共鸣。
但这种同理心并不依赖于“苦”。导演在整部剧中没有让主角们有激烈的情绪,所以我们看到的角色总是很克制,很隐忍。
有一个场景是郝静追赶并跳上偷他货物的卡车,与小偷搏斗,最后倒在地上。最后,我姐姐来了,蹲在地上,看着郝静的眼睛。如果按照套路拍,可能又是一部兄弟姐妹哭的苦情剧,但是《奇迹》没有做到。
汹涌的情
感被克制地表达出来,效果反而更好。
《奇迹笨小孩》里,汹涌的情感被克制地表达出来,效果反而更好。
另一场戏是即将破产的景浩冒雨去求问手机厂的定金。这场处于剧情转折点的戏,
并没有出现“被主角慷慨激昂的陈词打动的重要人士决定给予主角帮助”这样的情节,景浩失败了。
他没有要到定金,他只能看着场子倒闭,他没办法赚到计划中的钱,他对不起相信他的朋友,他没有办法救自己的妹妹。大雨中,景浩佝偻着背走向妹妹的模糊轮廓就是“挫败”的极好诠释。
观众们这时候才恍然想起来, 原来主角是个20岁的年轻人,他承受得太多了。
02
幸福、谅解和爱
“如果你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你说你要创业,在别的地方大家可能不信,但如果你在深圳,大家是能够信的。” 文牧野觉得深圳是刻板印象最少的一个地方,
如果刻板印象是堵墙,那在深圳,它一定最薄。
导演文牧野。
在写剧本之前,文牧野并不了解深圳,只在之前作品宣传的时候去过深圳。这次为了写剧本,他前后两次来到深圳,待了一个月。他喜欢福田区,那儿既有CBD,也有城中村。它有高科技的发展,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气,偶尔看起来也有些“赛博朋克”。
文牧野在深圳看到的是一种 “追求幸福的冲劲”
,和很多“深一代”交流时,他发现,这些打工人当年在深圳努力地打工,现在孩子们能有机会上大学,有了好的归宿。这些“打工人”的形象,也被他放到电影中去了。
因为工厂噪音而听力受损的女工汪春梅,刑满释放的张龙豪,混迹在华强北网吧的刘恒志、张超……这些“边缘人”和主角景浩一样,都是“新深圳人”。
齐溪饰演的汪春梅。
这些人身上,都带着深圳“野蛮生长”时期的烙印。他们被伤害,也试图寻找自尊。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见过类似的“打工人”。他们虽然是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支柱,是城市生态中的一环,但是他们基本上是被隐形的。在《奇迹笨小孩》里,他们是帮助景浩完成奇迹,并且也在此过程中重拾自尊的人。
文牧野最喜欢的一场戏,是那场所有人都在的婚礼戏。这场八分钟的戏,有七八百人在现场,包含了十四场小分场。用文牧野的话来说,这段戏
“没有情节,全是人物” 。它是纯粹地属于电影的情境刻画, 很多组人物关系在婚礼进行时发生,人物们都在奔向幸福、谅解以及达成爱。
文牧野最喜欢的婚礼戏。“没有情节,全是人物。”
看完婚礼的这一段,我们会发现与其说这部电影里这些人“想要成功”,不如说他们是“想要幸福”。整部电影在描述的都是平日里被忽视的他们的尊严。这些人可以努力地不放过每一个让他们跳脱出困境的机会,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是“不择手段”;他们会对身边的人施以善意的帮助,尽管自己也捉襟见肘;他们莽撞、粗砺,却也极为温柔。
飞速发展的城市更像是一座雨林,人们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有着巨大宽阔叶片的树木上,而很少低头去看见灌木、苔藓、昆虫、菌类植物……它们对雨林的生态非常重要,却少有人意识到。
文牧野做的,是把“雨林”中那些并不壮阔和炫目的存在描绘出来。
03
真正的奇迹,在个体之中
文牧野并不是那种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但是他爱电影。大一时候,他拍摄的作品被老师表扬,台下坐着140位同学――文牧野的成长经历中,获得这样肯定的机会并不多。也正是这次鼓励,坚定了19岁的他想要继续学习电影的信念。
本科毕业之后,他从长春来到北京,决心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他考了三年,才最终成功。因为有失败在前,所以到了后面几年,考研失败对他的挫败感就已经很小了。
他就是一直拍,一直写,一直考。 在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他已经拍摄过七部短片。
导演文牧野。
2011年,进入北电念研究生的文牧野与老师王红卫合写过一篇论文,论文题目是《罗伯特麦基的局部解读:“主控思想”的分析与应用》。麦基的《故事》是影视创作者的“圣经”,类型电影的基本规律和结构被麦基讲得很透彻。在这篇研究麦基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
_……观众经常会在银幕上看到一类电影,它们总是无时无刻地宣扬着某个道理,它们的喋喋不休令观众非常反感。……在故事的世界里,大声呼吁是没有用的,它只会令观众起一身鸡皮疙瘩。优秀的艺术家一定要拥有哲学家的头脑,他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丑便有美,有贫穷便有富有,任何一种价值都是相对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_
十年过去,文牧野对于电影创作的认知,依然和念研究生写论文时一样。 电影必须是真诚和人物先行的,空泛的口号和议题强行加在故事上,会让电影失真。
罗伯特麦基的《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是许多电影创作者的入门书,也是必读书。
文牧野说过很多次,他觉得电影应该有“娱乐性”“社会性”和“灵魂性”。
“娱乐性”代表着电影的类型感。 它会让电影院的观众“看电影不累”,是对创作者职业性和专业度的要求。
“社会性”是创作者用故事讲述社会。 比如《药神》讲的是生老病死,有人情和法理的博弈。
“灵魂性”是电影里能够真正打动观众的东西。 这种打动,来自故事、来自人物,也包来自听语言。
在他的作品里,总是会有一些“纯电影”的段落。比如在他的毕业作品《安魂曲》里,会有灰蒙世界里的花草和爬行的昆虫;在《我不是药神》里,程勇在印度遇见街头喷洒药物粉尘之中的佛像;在《奇迹》里,则是大雨过后,反复出现的蚂蚁。这些镜头,是创作者的“私货”,也是标记。
抛开这些对于电影理论的探讨,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文牧野的作品总是能够触动观众?”
文牧野的视角,始终是放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他说“现实是土壤,而类型是花朵”。支撑起现实的,是人物。
“时代是由人物组成的,城市的奇迹,也是由无数个体的奇迹构成的。所有的奇迹,指向的还是个人。时代给人物带来的变化或许不那么大,但是个体的能量,尤其是群体人物的能量带给时代的变化却很大。”
真正的“奇迹”,藏于千万个体当中。
参考文章
[1]《深圳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丨深圳市统计局
[2]《深圳市气候公报:2013年》丨深圳市气象局
[3]《自我美学体系的影像化建构――〈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访谈》丨]谢阳
[4]《罗伯特麦基的局部解读:‘主控思想’的分析与应用》丨文牧野、王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