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的同时，又出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复投资、结构趋同的不良现象？”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王顺代表的话，催人深思。

王顺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尊重经济规律，强化利益驱动，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政府干预过多，企业缺乏内生动力

当前，在传统产业产能普遍过剩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投资、结构趋同的现象。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光伏等产业很快形成产能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陷入了发展困境。

“分析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少内生动力。产业调整升级主要由中央政府主导推动，未能有效激发各级地方政府、各类经济主体的主动性、自觉性；二是缺少良好的体制机制，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较多，甚至存在代替企业决策的现象。”王顺认为，实践证明，宏观调控、结构调整，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加强经济利益驱动，才能真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走上合理、有序、高效的轨道。

强化利益驱动，用市场力量优化经济结构

王顺表示，从微观看，企业无论是技术改造、产品升级还是发展新产业，都有失败的可能。正因如此，政府才不能过深过细甚至直接参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尤其不能让企业对政府产生依赖性，认为政府应为风险买单。用利益驱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让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企业会更加审慎。从宏观看，我国是在整体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被迫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各地区发展又严重不平衡，尤其需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否则就可能出现原有产业结构塌陷、新产业结构仍未成型的不利情况，对经济平稳发展造成重大冲击。而利益驱动能够更加灵活、有针对性地处理这种复杂局面，使各地自主确立目标任务，自主把握节奏步伐，保持产业结构平稳接续，从而把宏观风险降至最小化。

王顺强调，只要打破垄断，强化竞争，市场力量就会倒逼企业搞技改、搞升级。并且，通过利益驱动，可以有效诱导企业优化成本结构，走低成本的调整升级之路。另一方面，利益驱动也能有效影响需求，进而引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这也能大大降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成本，避免行政干预不当引起的扭曲。

政府应培育完善体制机制，鼓励和保护竞争

王顺认为，强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利益驱动，政府也不应该完全的“不作为”，政府应从土地、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和市场环境建设等多方面入手，着力激发强大的内生动力，培育塑造完善的体制机制。

进一步用活土地政策，发挥土地闸门作用。王顺建议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求，研究编制和出台《鼓励用地项目目录》，对企业技术升级、产品研发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优先供地、优惠供地。

“应加强财政资金的集中使用，提高财政杠杆效能。应加大对耗资巨、风险高、见效慢、周期长的重大基础研发和科技攻关项目的财政支持。还要创新财政投入与企业投入的合作模式。”王顺建议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近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快速增长，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5%左右，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了20%。”

当前，CPI降至相对低位，王顺建议应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一是放开资源价格管制。让该涨的价格涨，以充分反映市场供求，推动节能减排，督促“两高一低”行业转型，释放长期隐性通胀压力。二是提高资源税率。力求实现资源税对资源开采造成的外部成本全覆盖。三是完善资源价格避险机制。大力发展资源产品期货市场，形成与国际市场资源供求的灵敏衔接。四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应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参与石油、电力等资源能源经营，实现供应主体多元化。

同时，完善创新金融制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适时放开存贷款利率限制。完善监管政策，促进银行业适度竞争；探索发展产业金融。考虑在沈阳经济区设立产业金融试验区，组建产业银行或产业投资基金，专门支持具有战略意义和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做大作强；加强资本市场引导作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企业，优先核准其股票IPO和再融资。扩大超长期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满足企业重大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引发的基建资金需求；建立完善交易机制，大力发展碳金融市场。

最后，政府应尊重经济规律，鼓励和保护竞争，维护市场运行环境。要制定出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规定》，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原则、方向和重点，尤其要完善补充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启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需求，政府部门率先采购消费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相关产品消费。人民日报记者何勇人民网记者陈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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